“红灯区”里的性社会学

通常人们在提及“性社会学”时，更感兴趣的往往不是“社会学”，而是“性”。“红灯区”、“小姐”、“嫖客”，好像光是抛出这些称谓都能引发遐想，足够神秘。然而，对于性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越研究越会发现其中都是共性：性产业跟别的行业没什么两样，“小姐”跟别的人没有多大区别。

这是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教授不断跟学生强调的。他从1998年第一次去东莞开始“红灯区”调查以来，先后带领团队走过中国13个“红灯区”，接触过近1400位“小姐”、“妈咪”，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持续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感受她们的欢乐与无聊。

潘绥铭，出生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就是团队成员们在调查过程中的触动和感悟。潘绥铭和他的学生黄盈盈等人，用一篇篇研究手记带领我们去到“现场”，让“红灯区”和“小姐”不再是空洞和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一个个具体的、有感情、有念想的人。

今天书评君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里的一些故事、一些感悟，以及我们对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的采访。从他们作为研究者的视角，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附着了太多污名、诱惑与人性的话题。

走进“红灯区”的故事与自我反思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中的调查手记有别于力求客观的研究报告，带有很重的“我”的痕迹。研究者们除了关心“小姐”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在一句句真情实感的文字里袒露调查过程中自己的成长和变化。

“人在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认知经历和田野感受也反过来影响治学和为人。已经接棒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黄盈盈，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深圳“红灯区”时被前辈告知，“你要自甘堕落”，“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现为该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身体、性、性感》《性社会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等。

我很幸运，认识阿严。这个被我笑称为“中国第一鸡头”的香港人，也是我尊称为严老师、昵称为阿严的忘年交。阿严是我“红灯区”研究的学院外领路人，她的两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在聊及我的个人婚恋时，阿严惊讶道：“潘绥铭的学生考虑结婚问题？”至此，我开始了对“婚姻”的反常规思考。次日，在把我孤零零地放到“红灯区”离开时，望着我多少有点不知所措、恋恋不舍的眼睛，她操着浓重的“港普”，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自甘堕落。”如果说第一句话实属巧合，并且多少年来成为我和她——两代资深剩女之间的戏谑笑谈；那么第二句话则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治学与做人，至今感激。

……作为一个研究生一年级的稚嫩女生，乍听这话多少有点掉下巴。但是，我现在却不仅仅用这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也会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们说：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姿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这是一种学术与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摘自黄盈盈：《“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书中这样的故事和感想还有很多。这一段文字中黄盈盈提及的“阿严”，是香港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的组织“紫藤”的负责人严月莲。她反感高高在上的善意关怀，却靠一条街一条街地站街，赢得了“姐姐”们的信任。当疾控中心的人需要威逼利诱才能招来小姐们参加艾滋病防治培训，有阿严在场的培训现场气氛却能十分火爆。

潘绥铭也反思自己刚开始进入性社会学研究时的思路，比如会不自觉地建构出对立的关系，觉得小姐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回来写了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书名是一个学生想出来的。后来反过头来看，价值观上传统色彩很浓。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第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

再一个是我自己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这么想，但是我从小受到阶级斗争那一套的熏陶，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我老跟学生说，12年做下来，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没什么做头了。我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她们跟别的人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摘自潘绥铭：《我在“红灯区”》，《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

版本：群言出版社 1999年1月

作为“性社会学”研究者，他们都对第一次进入“红灯区”、第一次顺利接近一个“小姐”的经历记忆犹新。大学生、研究者的身份，让接近和沟通存在天然的障碍。要改变那种格格不入的状态，需要调查者放下原本的身份，重新认识对象，也重新感受自己。“是选择成为一个理性的记录者、资料采集者？还是，我也是一个分享者，一个可以进行情绪对接和移情理解的人？”

潘绥铭的学生、现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王昕说，“示弱”也是一种能力。在面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调查中，有意识的“示弱”并不是欺骗，而是主动拉近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示弱”也意味着调查者对自己生活的主动分享和呈现，是一种积极的、平等的“相处”。比如当一些小姐对她的身份表示羡慕时，她也会说一些自己的烦恼，比如这么大了还要读书，家里父母也很辛苦，等等。以此建立更为顺畅、平等的信任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她自己的态度也“从疏离走向亲密”。

我们在小饭馆里，点了饺子、凉菜等食物，还点了啤酒，边吃边聊。席间，她们打趣我说：“哪有一上来就问人家出台不出台的，好多说不出台的人都在骗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我刚开始好笨啊，没经验。”

她们又马上鼓励我，说：“你不错的了！不招人烦，有眼色。”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

她这句话，让我至今想起都会眼眶一热。

——摘自王昕：《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身为年纪尚轻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深入“红灯区”做调查，会不会遭遇危险？确实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年纪二十出头的杜鹃，在第一次进行男客的访谈时，就在顺利的访谈过程之后被对方问道：“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她“当时就傻眼了，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但最后只是断然地说了一句：“不成。”多年以后她再回想，恐惧和后怕已经不再那么鲜明，取而代之的是反思。“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王昕也遇到过让人不愉快的经历——

一天下午，我在和老板娘聊天，一个客人从里面包房出来，看了看，然后把老板娘叫过去，我听到他说，“把那个穿绿衣服的叫进来。”

一般我们师门的女学生去做“红灯区”调查，都会穿上自己最朴素的衣服，不化妆，尽量低调朴素。那天的我，穿着一件绿色迷彩棉衣，正是那个客人所指的人。

老板娘笑脸相迎，解释道：“人家不是做这个的。”

客人问为什么，老板娘又解释道：“人家是研究生呢。”

只听见客人突然拔高嗓门，冲我吼道：“什么狗屁研究生，女人下面不都长得一样吗？”

我看到势头不对，和老板娘交换了一下眼神，溜出店去。在外面溜达的我，站在后排房子旁边的一个垃圾堆旁，开始哭鼻子。

——摘自王昕：《疏离与亲密：性社会学调查随笔》，《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这件事让王昕对“性议题”中女人权力地位有了更多反思。“如果在‘性’的话语和实践中，女人只能是被动的迎合、羞怯地回避或者惊恐地拒绝，那么‘性’永远是横在男女平等之路上最深的沟壑；如果针对女性的辱骂和讽刺终究要落在我们受之父母的肉身，并且无力回击，那么女人们读书、工作、参与社会事务都不抵最后在‘性’方面的羞辱和失利。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事实”。

但就像同样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游珍珍在文章中所写，和小姐们打交道的故事，并不能简单地做一个概括。“接触越多，就觉得怎么概括描述都不够准确”，更重要的，还是把她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

对话黄盈盈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理解与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逻辑

新京报：最初怎么想起大家一起合写这本书？

黄盈盈：这本书聚集了我们长时间积累的一些想法，触及我们切身相关的田野感受。好多人会把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悬挂起来，但在这本书里，很难说主角就是我们，但至少“我”的痕迹是很重的。这些弥散在潘门聚餐时有趣且重要的八卦，在目前的学术期刊上是发表不了的，所以大家觉得不如写成一本调查笔记出版，不是特别严肃，也不用循学术八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本书从策划到最后出版，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潘绥铭老师。我是沾了大家的光。只是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本书，从交给第一家出版社起，居然三年后才面世。

新京报：书中很多文章都提到，在性研究路上摸爬滚打多年后，很多想法都会有变化。对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黄盈盈：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态度上的：千万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也千万不要轻易同情别人。说实在话，“小姐”的生活和我的校园生活是挺遥远的，不用刻意去掩饰这种距离。不过，如何对待这种差距，则不仅是人生态度，也是一门学问。我在研究中首先学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平常心，时刻反思要如何去面对跟自己生活不一样的人，尤其是那些不被社会理解的人。

最初我也有一些高大上的想法，后来被狠狠地击碎，跌到地面。住在红灯区，有一些特别琐碎的生活细节，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人的活法，以及自己的可笑，也更能理解与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逻辑。学术即生活。所以说，“红灯区”研究带给我的最大影响首先不是学术上的，而是为人处世，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去看不同的人生。

心平气和地去了解这个人群

新京报：做“红灯区”研究，切实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黄盈盈：跟“小姐”人群接触时间越长，我的情感与立场的卷入也越强。我认为，这才是合乎学术伦理的。她们不光是处在社会的边缘，道德的边缘，还处在法律的边缘。对很多人而言，“扫黄”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扫黄”所指向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女性（也有其他性别）。她们平时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就因为她做的是这行，就成了被暴力清理的对象，很多人还拍手叫好。这本书的用意之一，也是希望以带有温度与感情的文字，让更多的还愿意读一读的人能够稍微心平气和地走近这个人群，了解这个人群。不求你支持人家，但至少不要妖魔化，更不要以为清理了“污垢”而后快。

我们碰到太多的指责。说你们为这些人说话，觉得她们需要生存的空间，这不是在鼓励所有的女孩子去干这行吗？社会不就乱套了吗？会吗？不会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生活境遇与选择面也不同。“性”的议题，特别容易引起道德恐慌。不光是小姐，同性恋、变性人议题都存在类似的“滑坡逻辑”，认为他们该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在拿弱者与边缘人当替罪羊，不公平。

我并没有奢望我们的研究会带来法律政策层面的改变，但是如果能够改变一些读者对“小姐”及其他边缘人群的看法，多一份平常心与同理心，那就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做性社会学研究的人，经常也会被学界认为是一小撮人在自嗨，那也未尝不可。

“红灯区”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追求“一种更加接地气、不受理性概念框架限制的民间智慧”，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多时候确实无法用概念和框架去套。

黄盈盈：是的。生活挺复杂的，也有很多暧昧在里面，这个我们其实都懂。我们拿概念说它的时候，是在切割与简化它。当然，不切割也是做不到的。但是要小心的是，概念用着用着，就变成了生活，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更要命的是，不符合概念框架的就被当作异类，被净化掉，以满足我们对秩序的渴求。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学者是在拿概念去套生活，不接地气，也没有给予生活基本的尊重。反而，在我们碰到的这些低学历的各色人等中，看到更多的生活智慧与社会洞见，甚至更符合人性。

新京报：做了这么多年“红灯区”研究，有什么有意思的观察吗？

黄盈盈：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在变，红灯区在变，中国社会也在变。当我们把这个时间线一拉起来，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会浮现。比如，“70后”、“80后”、“90后”的“小姐”已经呈现出年代的差异。我早年碰到的“小姐”会攒钱，想着以后做个小买卖，可是近些年碰到的小姑娘，玩性特别大，以至于我们在夜总会门厅里可以看到“不准跟客人抢酒喝”、“不能跟客人抢歌唱”的警告牌。

网络及各类交友软件的发展，在改变做生意的方式的同时，也在模糊“小姐”与“非小姐”的界限。而“小姐”们跨境流动的加强，也把我们的视野带向巴黎的街头、非洲的某个地方…….我最近一直想做“小姐”的口述史、红灯区的变迁研究，因为，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社会的缩影。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作者：黄盈盈 潘绥铭 等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